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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观点往往将科技右翼视为“加速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他们的核心主张是通过技术发展解决美国当下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说法忽略了科技右翼对美国制度全方位批判与反思的一面，而正是后者构成了其影响力的基础。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所反思的核心议题实际上是美国自由主义所依赖的条件。他们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绝对实力，以及基于绝对实力优势之上的对敌对国家的威慑。当下对于自由和民主肤浅化、形式化的理解和追求正在损害美国的国家能力，并最终导致个人自由和权利失去保障。

　　要理解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观点，首先需要回到他们对人性问题的认识上。彼得·蒂尔对人性的看法总体上是悲观的，这一点与大多数保守主义思想家类似。蒂尔高度推崇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的“模仿”和“替罪羊”理论。后者认为，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总是受相互模仿的欲望驱动。这种“模仿欲望”是普遍的，导致嫉妒，进而引发暴力。历史上，各种社会曾使用替罪羊的方式，即将暴力冲动转向社区中某位无辜的成员，以疏导和控制这些情绪，为避免战争和大规模杀戮提供了一个发泄口。耶稣就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替罪羊”之一。正因人性具有如此的特征，彼得·蒂尔主张对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

　　彼得·蒂尔的观点可以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如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找到基础，后者长期以来是美国的思想来源。施特劳斯认为，即使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自由的政权，政治上仍然存在不正确的禁忌。在何为善与正义这个问题上，答案时常是晦暗不明的。因此，永远不能指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政治解决方案（这里暗含的是对自由民主这种世俗政治解决方案的否定）。而施密特认为，永远不会有一个在政治上团结全人类的方案，宗教会成为终极的认同来源。

　　彼得·蒂尔高度认同这些保守主义哲学家对于政治秩序基础的反思。他认为，美国《独立宣言》中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呼吁与前现代的旧传统形成了对比。这种做法有一个深刻缺陷，即回避了人性、美德、正义等本质问题，而是代之以社会契约这种世俗化的处理方式。然而，由于人性本身的特征，在这样社会里，“剩下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国家，而是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娱乐等等”。并且，“糟糕的是，暴力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娱乐化的现实世界中归来”。

　　蒂尔认为，世俗主义政治秩序带来了两大后果并最终威胁自由。其一是广泛的经济停滞。蒂尔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就迷失在“不确定的乐观情绪”当中，即盲目地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但失去雄心壮志和行动力，无视繁荣表象之下技术发展停滞的现实。早在斯坦福校园时期，蒂尔就曾著书批判文化多元主义，认为那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无足轻重的领域中去。其二是国家安全受到广泛威胁。在2007年所发表的名为《施特劳斯式的时刻》的文章中，蒂尔提出世俗主义政治正在威胁国家安全。他写道，“当那一方（注：蒂尔原文中指代世界）保持战斗姿态；而这一方每个人都像霍布斯一样把现世的生活看得比死亡更重要，每个人都会逃避战斗和对抗，从敌人面前逃跑。我们最终会失败——不管一开始在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有多大。”蒂尔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全，美国人需要重新反思政治上的世俗主义。“9·11事件”发生后，蒂尔感到对抗“世俗主义政治”的任务愈加迫切。不久后，蒂尔创立了服务于国防军工的科技企业帕兰提尔（Palantir）。

　　科技右翼起初只活跃于硅谷科技和创投圈。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硅谷的“异类”，不为自由主义同僚所容。尽管人们认可彼得·蒂尔等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但从未对他们的政治影响有过太多想象。从2008年总统大选开始，彼得·蒂尔先后支持过罗恩·保罗、特德·克鲁兹这些极端右翼共和党政客，但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中，彼得·蒂尔公开支持特朗普，并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组阁，硅谷科技右翼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因此，不可否认，与特朗普的成功结盟是科技右翼政治影响力上升的关键因素。然而，除此之外，应当注意到科技右翼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之所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产生如此大的政治影响，跟其与当下美国精英两方面的反思合流并轨有关。科技右翼不仅助推了这两方面的反思，并且为特朗普主导的改革提供了“弹药”。

　　然而，二战后美国凭借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支撑其建立了独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表现为集体安全、自由贸易和民主价值为核心原则，但实际上高度依赖于美国对国际公共品的提供。在这背后是在苏联威慑下远东、欧洲的权力平衡。美国将其付出的经济代价看作是暂时的，其终极目的是推动构建大西洋联合体，以及超越这一目的、塑造一个立足于自由贸易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全球多边体系。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消失，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维持国际秩序的结构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它给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批判全球化的声音日益受到关注。科技右翼虽没有在全球化问题上持激进反对立场，但总体上认为全球化使得美国丧失创新动力。在《从0到1》这本书中，彼得·蒂尔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质上是把一些在某处发展得很好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它本质上是靠“复制”驱动的“从1到n”横向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使美国陶醉于“低质量”的增长，抑制了“从0到1”创新的出现。

　　科技右翼不仅推动了这两方面的反思，更成为美国当下改革强有力的“弹药”。一方面，科技右翼推动先进科技赋能于国防军工，提升美国打击敌对国家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科技右翼主导科技政策制定，制定大量对业界友好的政策来促进创新、巩固科技霸权。在科技外交方面，科技右翼政策以美国科技能力为筹码，吸引或胁迫盟友在美投资，帮助美国实现“再平衡”。在这些方面，科技右翼的商业利益与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利益实现了完美融合，联手推动针对美国既有利益结构的变革。如果说特朗普发起的是“美国保卫战”，那么科技右翼则成为特朗普推行其政策的有力“抓手”。

　　对于中国来说，科技右翼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具竞争性的美国和崩塌的国际秩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美国针对中国的打压和围堵可能不再受任何道德和法治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反思我方AI发展过度生活化和娱乐化的问题，探索前沿科技赋能军事实力的可行路径。另一方面，应认清自身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基本事实，从事实上的G2格局出发，尽可能拉住美国，创造两个大国合作承担国际责任的局面。同时，我方需要有效管控国内民粹主义情绪，不与美国陷入意识形态叙事“向下竞争”的陷阱。

　　[2] 大卫·萨克斯：现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特别顾问。早期曾在PayPal担任首席运营官，被认为是“PayPal 黑帮”中的一员，与彼得·蒂尔私交甚好。萨克斯在大学时就曾与彼得·蒂尔合著《多元神话：斯坦福大学的多元文化主义与不宽容政治》（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 at Stanford）一书，批判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正确”。他也因此被看作是硅谷科技右翼的思想灵魂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