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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11月9日，这一天恰好是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的124周年纪念日。希特勒集结了2000余名支持者，计划推翻巴伐利亚州政府。上午时分，政变队伍排着整齐的队列，向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维希桥进发。队伍最前方，希特勒与鲁登道夫并肩而行，一侧是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与乌尔里希·格拉夫，另一侧是克里斯蒂安·韦伯博士、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与克里贝尔上校。纳粹党煽动家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此前一直在玛利亚广场向人群发表煽动性演说，此时也加入队伍，走在第二排。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与代表北德民族主义者的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后者是应鲁登道夫的邀请才前来参与政变——满心不情愿地跟在队伍中。领袖们身后，是三支并列前进的队伍，每队四人一排。左侧是希特勒的百人保镖队，他们头戴钢盔，配备卡宾枪与“土豆捣碎器”手榴弹；右侧是“高地联盟”的武装人员，这是一支脱胎于自由军团的准军事组织；中间则是身经百战的慕尼黑冲锋团队。海因里希·希姆莱手持帝国战旗，率领帝国战旗团的队伍紧随其后。再往后，是一群鱼龙混杂的追随者：有人身着军装或破旧的一战军服，有人穿着工装或西装。他们唯一的共同标志，是左臂上佩戴的卐字袖章。步兵学校的学员们衣着笔挺、军容严整，夹杂在学生、店主、中年商人和面容冷酷的“投机冒险家”中间。

　　政变队伍从玛利亚广场出发，转入王宫大街，朝着歌剧院广场行进。广场尽头的旧军部大楼内，恩斯特·罗姆率领的冲锋队员已被包围，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王宫大街的尽头，警方的卡宾枪部队严阵以待。这条街道狭窄，仅容八人并排通过。希特勒与朔伊布纳-里希特挽住手臂，做好了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鲁登道夫则孑然一身，昂首挺胸，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参与政变的人后来声称，是警方率先开火。有人说，是施特莱彻大喊：“鲁登道夫将军！别向你的将军开枪！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在此！”也有人说喊话的是格拉夫。无论如何，警方最终还是开火了。鲁登道夫毫发无伤，继续向前行进。朔伊布纳-里希特中弹倒地，伤势致命，他倒下时将希特勒也拽倒在地，导致希特勒肩膀脱臼。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用身体护住希特勒，身中11枪。鲁登道夫的贴身男仆库尔特·纽鲍尔挺身而出保护将军，头部中弹当场身亡。希特勒摔倒在地，以为自己左胸中枪，身边的支持者急忙上前掩护。街道上最终倒下18人，其中14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4人是州警察——颇具讽刺的是，这些警察大多对纳粹党持同情态度。队伍后方的人群只听到前方传来类似鞭炮的枪声，随后便有谣言传开，称希特勒与鲁登道夫已被击毙。

　　政变支持者惊慌失措地向后溃散，现场陷入一片混乱。希特勒在一位身材高大的当地医生——同时也是慕尼黑冲锋队医疗部门负责人瓦尔特·舒尔策博士的护送下仓皇逃离（舒尔策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的全国教师领袖）。两人逃至马克斯·约瑟夫广场，终于追上了希特勒那辆老旧的灰色塞尔夫牌轿车，舒尔策将希特勒塞进车里。他们一路辗转躲避，希特勒脱臼的肩膀疼痛难忍，最终逃到59公里外的乌芬村，躲进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中（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是希特勒早期核心圈子中唯一的文人，他身材高大、爱开玩笑，在希特勒掌权前后，一直扮演着类似“宫廷小丑”的角色，后来与希特勒反目，被迫流亡美国才幸免于难）。同样负伤的戈林，被妻子卡琳搀扶着上车，驾车越过德奥边境逃亡。两小时后，困守旧军部大楼的罗姆选择投降。这场政变最终以闹剧收场：普通参与者上缴武器，向警方自首后各自回家，政变领袖们要么被捕，要么流亡。希姆莱则逃回兰茨胡特，继续在《人民观察家报》推销广告版面——这份报纸是纳粹方机关报。

　　这份报纸最初只是一份刊登八卦传闻的周刊，一战结束后，逐渐沦为宣扬反犹主义的喉舌。1923年2月，希特勒在汉夫施丹格尔的资助下，将其改版为日报。报纸的主编是纳粹党“种族理论专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反犹文章，一边吹捧北欧人种的“优越性”，一边恶毒攻击“有色”。《人民观察家报》的财务主管马克斯·阿曼与罗森贝格积怨颇深，两人经常因报纸的编辑方向争执不休：罗森贝格希望通过报纸宣扬纳粹的生活理念，对读者进行政治洗脑；而阿曼一心只想通过报纸为纳粹党敛财。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希特勒的胜利》的文章，当期报纸售价高达80亿马克，这一价格也直观反映了当时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

　　慕尼黑啤酒馆政变，最终随着倒在街头的牺牲者一同宣告失败。尽管政变以惨败告终，但希特勒并不这样认为，他将这场政变视为一次成功的政治宣传，因为政变造就了一批“烈士”——而这正是希特勒迫切需要的。那面在政变队伍最前方高举的旗帜——红底白圈、中间镶嵌黑色卐字的纳粹党旗，沾染了政变烈士的鲜血，从此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这面旗帜后来成为纳粹党的精神图腾，也是纳粹运动的核心标志，其宣传效果游走在荒诞与高效的边缘。

　　政变失败当天，巴伐利亚州专员便发布命令，宣布取缔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规定任何继续从事纳粹党活动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冲锋队与希特勒突击队也被一并解散。罗姆作为政变核心人物之一被送上法庭，尽管他因叛国罪被判有罪，但不久后便被释放，并被军方开除。出狱后，罗姆远赴玻利维亚，担任军事顾问。希特勒突击队指挥官贝尔希托尔德则成功逃往奥地利，开始了流亡生涯。政变次日，警方搜查了位于科尼利厄斯大街的纳粹党总部，将所有文件资料洗劫一空。在纳粹运动陷入低谷的这段时期，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竭尽全力维系纳粹党的组织架构。为了规避禁令，他成立了一个新政党——“民族自由运动”。

　　1923年，施特莱彻创办了一份名为《冲锋报》的报纸，他后来声称，这是唯一一份希特勒会逐字逐句通读的报纸。这份报纸最“臭名昭著”的论调之一，便是宣称“耶稣并非犹太人”。政变失败后，施特莱彻重操旧业，回到学校当教师，但他经常与校方发生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要求学生每天向他行纳粹礼，并高呼“希特勒万岁”。在许多方面，施特莱彻都是典型的纳粹分子：他生性残暴、崇尚暴力、冷酷无情，坚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此人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近乎癫狂。二战结束后，施特莱彻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起诉，他公然叫嚣这场审判是“世界犹太人的胜利”。最终，施特莱彻因被判处死刑，他在绞刑架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希特勒万岁”。

　　纳粹党遭遇重创，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领袖们或被捕入狱，或流亡海外，魏玛政府似乎取得了最终胜利。政变爆发前，纳粹党在巴伐利亚拥有7万名党员，但到1925年7月，党员人数锐减至700人。早期的纳粹党党员，大多信奉“民族主义”理念，这一理念主张弘扬日耳曼文化，清除其他族群文化对德国的影响，也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理念源于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思想精髓，也正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不过，希特勒也着重强调，纳粹党与那些空谈“民族主义”定义的学术团体截然不同——纳粹党是要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政治组织。

　　尽管纳粹党在政变后遭受重创，但仍有数千名信徒坚守其政治理念，因此重建政党的根基并非难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党高层在政变后面临的挑战是微不足道的。这段艰难的重建时期，被纳粹党称为“奋斗时代”，后来更是被神化为一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光辉岁月。包括1923年之前的早期活动在内，那些投身于“奋斗时代”的纳粹党先驱，被尊称为“老战士”，他们在纳粹党崛起的历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后来也备受尊崇。希特勒掌权后，这些“老战士”在纳粹官僚体系中享有优先任职的特权；那些在与人的街头冲突中负伤的“老战士”，还能享受与一战伤残老兵同等的福利待遇。

　　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就这样被塑造成一段传奇，将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了德国的全国政治舞台。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言：“我们的思想，如同爆炸的冲击波，传遍了整个德国。”这场政变本质上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即便有威望卓著的鲁登道夫将军参与其中（11月9日政变当天，鲁登道夫昂首挺胸穿过警方防线时，警察们甚至纷纷调转枪口，以示对这位一战名将的敬意）。但希特勒也从这场失败的政变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没有国防军的支持，绝不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他意识到，要想赢得政治胜利，必须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拉拢富有的工业资本家，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夺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