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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马杜罗并未接受过精英教育，也没有军旅背景。高中尚未毕业，他便投身街头社会运动，曾在加拉加斯地铁公司担任公交司机，长期活跃于基层工会，并逐渐以左翼青年领袖的身份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马杜罗在工会工作中磨炼了谈判与组织能力，也结识了一批怀抱变革理想的青年军官，其中就包括日后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乌戈·查韦斯。这位“不成功便成仁”的伞兵军官于1992年发动政变未遂后入狱，而马杜罗是当时极少数获准前往探监、为其充当信使的平民盟友之一。通过这些探访，马杜罗赢得了查韦斯的深度信任，将自己绑定在查韦斯日渐壮大的革命事业上。

　　查韦斯获释后，于1998年竞选总统胜出，“玻利瓦尔式革命”正式开启。马杜罗作为“五号共和国运动”党的创始成员之一，迅速跻身查韦斯核心圈。他先后担任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员及议长，并在2006年至2012年间出任外交部长，又短暂出任副总统。在马杜罗的外交部长任内，委内瑞拉几乎全程处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黄金时期”。石油收入源源不断，既为委内瑞拉创造了充足的财政空间，也为查韦斯式的对外战略提供了物质基础。马杜罗担任外长时期的幕僚长、巴黎政治学院访问教授特米尔·波拉斯曾评价，马杜罗属于务实取向的政治人物，政治技巧娴熟，尤擅谈判与政治博弈。

　　作为这一时期委内瑞拉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者，马杜罗积极推动委内瑞拉走出拉美，与持“反美立场”的多国政府建立联系，并在国际场合频繁抨击美国的中东战争与干涉主义。这一系列经历为他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他在查韦斯眼中成为一名经受过考验、能够确保路线延续的可靠执行者。此外，马杜罗草根出身的社会经历与工会背景，在政治象征层面强化了其“来自底层”的形象，使他更容易被塑造成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的代表人物。

　　上任伊始，在内政上，马杜罗延续了查韦斯时期的激进左翼政策，加大对石油、矿产等支柱产业的国有掌控，同时强化食品、汇率等关键领域的国家管制。他也继续推行查韦斯时代的大规模社会福利项目，如免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基本食品补贴，努力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在国际油价高企时期，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支撑，这套政策组合确实一度维系了庞大的福利计划，为马杜罗在工薪阶层中赢得了一定支持。然而，2014年中后期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后，委内瑞拉经济很快陷入严重困境。

　　为缓解物资短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马杜罗政府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紧急政策，试图力挽狂澜。在社会层面，他延续并强化了几项覆盖面较广的生存型保障：其一是建立以“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CLAP）为代表的补贴配给体系，自2016年起定期向家庭直接发放政府补贴的食品箱；其二是继续推进“伟大住房使命”（GMVV）等项目，明确其社会保障性质，并严禁任何从中牟利的行为；其三是通过补贴奖金、养老金等方式维持低收入群体的最低购买力。另外，马杜罗还推动委内瑞拉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达成学校供餐合作，旨在通过分阶段扩容，为最脆弱学龄群体提供稳定的在校餐食供给，并以此缓解营养不良、提高就学与出勤。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危机时期的“兜底”作用，向最困难群体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与公共服务连续性，从而减缓社会层面的失序风险，但其效果也高度依赖财政与外部援助，难以替代结构性治理。

　　2016年12月，马杜罗政府宣布废除当时面值最高、流通最广的100玻利瓦尔纸币，政策初衷在于遏制非法囤积现金和跨境投机活动，并配合推进货币体系整顿。该举措在短期内对现金流通结构产生了明显影响，但由于旧钞回收过于迅速，新的500至20000玻利瓦尔钞票却未能及时到位，导致随后发行的高面额纸币很快被通胀侵蚀。2018年8月，政府实施货币重置计划，通过削减纸币面额中的五个零，尝试将新货币与官方推出的加密货币“石油币”挂钩，试图重塑货币锚定机制、恢复价格体系的可预期性。然而，在高通胀和外部约束并存的背景下，玻利瓦尔汇率承受持续下行压力，货币稳定目标未能实现。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施压，马杜罗始终保持强硬姿态。他谴责美国动辄制裁、孤立乃至军事威胁的做法是对委内瑞拉主权的粗暴践踏。对于特朗普政府将其描绘为“毒枭”的说法，马杜罗更是嗤之以鼻，强调委内瑞拉并非拉美主要毒品产地，美国的做法是政治栽赃，旨在制造借口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官方报告也承认，绝大部分走私毒品源自哥伦比亚等国并经太平洋路线北上。这种情况下，美国拿“毒品”来给委内瑞拉扣帽子，可谓欲加之罪。马杜罗指出，美国所谓“毒品指控”根本站不住脚，其真正意图是借反恐、禁毒之名行干涉之实。

　　美国此番公然侵入别国领土绑架总统及其夫人的行径，让拉美地区在“反单边军事干预、强调主权与国际法”这一底线上出现了少见的合流。即使一些并不认同马杜罗治理方式、长期对其持批评立场的温和左翼领导人，也在此刻公开反对外部以武力介入委内瑞拉。巴西总统卢拉愤怒地指出，美国对委内瑞拉领土的袭击及对其总统的“绑架”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了委内瑞拉主权，让人想起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曾经遭受的最恶劣干涉，威胁着地区和平。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古巴等拉美多国普遍认为，委内瑞拉局势应由委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大国无权插手，更不能借过时的“门罗主义”来行使所谓“干预权”。

　　美国此次对委内瑞拉动武并劫持马杜罗夫妇的事件，在拉美引发如此强烈的反抗情绪，和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有关。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深受美国干涉之害，对华盛顿打着各种旗号插手地区事务早已心存警惕。其实，从20世纪冷战时期的政变阴谋到直接军事入侵的血腥遗产，拉美几乎无一幸免。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到智利1973年政权更迭，再到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在冷战与地缘利益驱动下，华盛顿往往将战略目标置于他国主权与民主进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