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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一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二是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给予它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法则相冲突;三是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的存在,除非这种保护与以上两条相矛盾。这为人工智能伦理提供了基础性框架,但其个体中心主义、静态规则设定,以及“人类伤害”“服从命令”等模糊表述不能适应当代人工智能的复杂性,不能解决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通过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方式损害群体利益,如就业公平、隐私权等宏观层面的伦理风险;无法有效约束动态演化的人工智能行为,不能提供明确的权责划分机制。当前亟须通过多种路径校准人工智能发展的航道,构建适应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伦理安全网。
首先是明确人工智能开发与运用的伦理底线。一是生命安全优先。任何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以保障人类生命为最高准则,尤其在自动驾驶、医疗决策等高风险场景中,通过预设算法优先级,避免直接或间接伤害人类。二是责任可追溯性。人工智能开发者和运营方需对系统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算法设计缺陷、数据滥用或决策失控等场景,建立从研发到应用的全链条责任追溯伦理机制,明确技术提供方与使用方的义务边界。三是数据隐私与公平性。人工智能系统必须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实施严格的数据保护,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匿名化处理,禁止采集与使用未经授权的个人信息。
再次要制定相关的伦理准则或法规。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欧盟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人工智能法》等伦理准则或法规,用于指导企业和政府部门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和应用,并将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如社会信用评分等直接纳入禁令。我国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当然,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中的问题,构建全球协同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势在必行。近年来,我国已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与各国一起共同推进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